1961年，周总理向廖耀湘交代一件事，廖耀湘的回答让总理感到惊喜

“1961年12月21日上午九点，你真打算把过去写下来？”警卫员小声问。廖耀湘合上车窗，淡淡一句：“一字不落，统统写。”

那天，北京薄雾未散，第三批特赦人员的面包车正驶往西花厅。车轮滚动声里，廖耀湘握着那张还带油墨味的特赦证，心跳得很快——十二年，从黄埔将军到功德林学员，再到今天的“公民廖”，命运像被重新洗牌。

回想1948年10月16日，辽西寒气刺骨。东野指挥部外，俘虏队列安静得可怕。警卫问林彪要不要提审，林彪摆手：“看住，别让他跑。”一句轻描淡写，廖耀湘的战场生涯就此熄火。三天后，他被暂押一间民房。透过破窗，他听见远方炮火连天，耳边仿佛又响起蒋介石在庐山训话时的鼓励——那一瞬间，他只觉得面皮发烫，失败的屈辱几乎让他咬舌自尽。多亏解放军战士抢下匕首，一命得保。

几个月后，他和郑洞国、李仙洲等被集中到哈尔滨军官教导团。管理干部把《共产党宣言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塞到床头，他翻了翻，又放回去，脑海里只有一个疑问：报纸上写的“工厂复产、粮价平稳”真还是假的？直到郑洞国劝他：“不是宣传，确有其事。”才算埋下一颗动摇的种子。

1956年1月，沈阳、抚顺等地的战犯陆续迁往北京功德林。第一次全所会议上，姚所长一句“诸位同学”，把许多老将军听得眼眶发热。通信、亲友探望、参观建设，一条条新规定像春风。廖耀湘本能地警惕，却又忍不住好奇。很快，阅读成了他日常：马克思、列宁、毛主席的著作一口气啃完，笔记写满厚厚两本。劳动时，他被分到糊纸盒组，手法笨拙，却从不偷懒。姚所长看在眼里，干脆让他当学习组长。用管理所的话说，“思想长牙了”。

1959年国庆前夕，党中央提出在十周年大庆时特赦部分战犯。第一批名单公布，廖耀湘落选；第二批，依旧没有；轮到第三批，他索性不抱希望。没想到法官清晰喊出“廖耀湘”三字，他愣了足足两秒——那种突然被推向光亮的感觉，像大雪天里的炭火。

特赦完毕的第二天，中央统战部通知：周总理将在中南海接见。门口相逢时，周总理先握手又抬眼：“黄埔六期？’无湘不成军’呀！”一句老乡式的调侃，把廖耀湘紧张的心打散。简短寒暄后，周总理笑着提出一件事：“你与蒋介石关系复杂，能不能整理成文，给后人留资料？”话音刚落，屋内几双眼睛都盯向廖耀湘，以为他会推辞。谁知他答得干脆：“可以，我自己写不全面，就找人访谈补笔，保证完成。”周总理轻轻点头，转身对身旁工作人员说：“记下来，必要时协助。”意外之喜，就这样写进了当天的会见简报。

依照规定，特赦人员须下乡劳动。1962年初春，廖耀湘被分到东郊果树队。初剪枝时，他手脚笨拙，老果农瞧在眼里没吭声。几天后，他动作渐顺，老果农才拍肩夸了句：“有模有样。”廖耀湘咧嘴笑，“还差得远，师傅多指点。”他学会了上树系安全带，也学会了用土话跟社员闲聊。有人问：“廖先生，当年东北那么冷，你咋没跑去台湾？”他耸耸肩：“跑？我欠那片土地一笔账，得还完再走。”一句玩笑，却透出心底的变迁。

1963年2月，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民政局把他们召回北京。回到城里，收到任命—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。任命书递到手，他轻轻在胸前拍了拍，对统战部干部说：“党和国家给的这份信任，我得用笔来回报。”

之后两年，他投入口述历史工作。每周至少两晚，他伏在案前，回忆军旅旧事：法国圣西尔留学、缅北山地作战、机械化师建制成败……讲真话，写真事，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死规矩。有时他边写边念，“这一段不遮不掩，怕不怕丢脸？”助手半开玩笑。他摆手：“打过的仗、犯过的错，藏不住，也不想藏。”

1964年11月，他收到全国政协委员证，喜出望外，当晚就给周总理写信，表达入党愿望。信很短，只有三百来字：“昔为旧军，将错就错；今蒙新政，愿尽余生。若党组织许可，誓以真心投身人民事业。”周总理看过以后，把信装进文件袋，批给统战部：“保管好，合适时研究。”

遗憾的是，等待批准的日子并不长。1968年12月2日清晨，他在家门口突发心脏病，含片塞入口中仍未能挽救。挣扎着要纸笔，只来得及写下“敬爱的周总理——”六个字，笔尖一划，人已侧倒。终年六十三。那封没写完的信，连同厚厚一摞文稿，被家人交到统战部。工作人员翻阅后发现，蒋介石与他往来电报的原件、对东北战略的反思、功德林改造手记，一样不缺。周总理闻讯，沉默良久，对身边秘书说：“他守诺，值得尊敬。”

1980年5月30日，八宝山公祭。挽联上书：昔日悍将，终以坦诚留史册；今日公民，更让后人知是非。老兵的笔，替国家补写了一个时代的边角，而这一切，都始于1961年西花厅里那句斩钉截铁的回答。